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
这个秋天，北京文化盛事莫过于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推出的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大展。展览开幕一个月以来，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观众纷至沓来，排队数小时，一睹故宫文物的风采。
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。图源：故宫博物院官网
与这场展览相呼应，译林出版社“在故宫”丛书近日推出新作《从“总统府”到紫禁城》。作者刘潞，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清代宫廷史专家，出身文史世家，投身故宫工作近半个世纪。
《从“总统府”到紫禁城》译林出版社，2025年
展开剩余87%本书以她的亲身经历为线索，串联起“总统府”与紫禁城的岁月交织，内容涵盖文物研究、展览策划、海外寻访流失文物，以及与学界名家的交往等珍贵片段。这些独家的微观记忆，如同一扇通往故宫深处的窗，让读者得以从中触摸其历史的脉络与时代的变迁。
作者刘潞
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“故宫学”首倡人郑欣淼为本书作序。他在序言中指出，2025年故宫百年华诞，将致力于构筑一部宏大的院史记忆。这其中，既需要有宏观的大事件叙事，也离不开鲜活生动的个人记忆。刘潞的这本回忆录正是以其珍贵的细节，为这幢记忆大厦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深度与生命力，可谓生逢其时，别具意义。
从“总统府”走出来的小姑娘
1949年，刘潞不满两岁时，随父母进京，住进了昔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宅邸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。
这座“总统府”在抗战胜利后，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，新中国成立后又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部、近代史所、考古所、语言研究所所在地，曾住过傅斯年、胡适、汤用彤、范文澜、邓广铭、郭宝钧、 梁思永、夏鼐、马得志、罗常培、吴晓玲等大家。
1951年春，刘潞与父母在八角阁门前留影（作者时年三岁）
“我儿时的‘总统府’，还大致保留着原来的规模和景观，但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。童年记忆中的一些人和事，很多也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记下这些，也许对某些研究、思考还有一点参考价值。”于是，她以孩童的目光，带我们重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座宅院：满园的丁香与海棠，父辈学者往来的身影，文化与理想交织的日常。
在这座人文荟萃的大院里，刘潞的童年充满了与历史对话的瞬间。她见过梁启超次子梁思永病中蹒跚的身影，也常遇到中科院考古所所长“夏伯伯”夏鼐，还会去傅斯年的族中侄女“傅小姐”家串门，吃一块“小人酥”糖，讨几张洋画。
她还在玩伴家中看到过一幅白描画——在她心中留下终身印记：画中是一条长长的、砌满台阶渐渐升起的路，通向一座巍峨的宫殿。多年后，已成为文物历史工作者的她才直到，那是唐代大明宫含元殿的复原图，而玩伴的爸爸“马叔叔”马得志，那时正担任考古所唐城发掘队队长。
20世纪50年代，考古所同仁在东花园合影。右三为夏鼐，他左后高个子戴眼镜者为考古所所长郑振铎；前排左一是冯克微与其母齐光秀，其右为陈梦家。
这些童年经历在刘潞生命中深深烙印，于岁月静默中滋养着她的精神底色，也悄然注定了她往后数十载的故宫生涯。
步入紫禁城的学者
1976年，29岁的刘潞入职故宫博物院。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她与故宫文物共度。
经手的文物、筹办的展览，无数难忘的人与事，都沉淀在日记、笔记与电脑中。如今，她提笔写作，把这些个人记忆写下来，映照出故宫的历史。
刘潞进入故宫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修复厂的摹画室。她看老画师如何一笔一墨地复原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由此领略到何谓“心平气和做事”。
1978年故宫重新组建研究室，刘潞调入宫廷史组。
真正让她理解“守护”的重量的，是唐山大地震后，那个弥漫着霉味与樟脑丸气息的玉器库房。从业务部工艺组到研究室宫廷史组，再到陈列部宫廷组，刘潞的岗位多次变动，她都欣然接受，而且力求做好。
刘潞体会到，在很多研究中，人们都会产生一些“为什么”的疑问。这些疑问，常常是把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的机会。她认为，有时需要“跳出文物看文物”。例如，在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的《清宫西洋仪器》卷时，她追问的不是“这是什么”，而是“它为何在此”，由此将科技仪器还原为生动的中西交流史；
在清代满人婚俗研究中，她采用文献学与人类学方法，不仅解释了婚俗本身，更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、文化动因。
《清宫西洋仪器》，刘璐编著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9年
郑欣淼指出，刘潞所注重的“跳出文物看文物”，其实就是“故宫学”倡导的研究方法，故宫学的要旨是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。他对刘潞的这本回忆录赞誉有加：“回忆录丰富了故宫博物院院史的有关细节，有的甚至很重要。例如粉碎‘四人帮’后故宫举办过‘慈禧罪行展’，刘潞记录了与此展有关的一件事。这件事如果不是刘潞所记，大概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。”
原来，该展览的筹备工作接近尾声，却找不到慈禧垂帘听政的帘子。若无帘子，怎么能再现“垂帘”！筹备组便决定用库房里的明黄纱料找人做这幅帘子。而做这帘子的，正是刘潞的婆婆。她的婆婆依照院里给的黄纱、图样和尺寸，在家旁边的一个缝纫组将“垂帘”做好了。
养心殿东暖阁之“垂帘”
翻开《从“总统府”到紫禁城》，这样生动的故事比比皆是：于道光皇帝的出生地办公，见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故宫馆藏英国钟表的凝神，在库房与溥仪退位后剪下的那根发辫默然相对，在大英图书馆直面掠自中国的文物时愤怒到喘不上气……刘潞以其独特的个人视角，为宏大的故宫历史增添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鲜活维度。
守护与传承：一代故宫人的文化担当
“排队八小时，看一眼故宫百年大展好难！”9月30日开幕后，展览门票屡次上线即售罄，展厅外人流如织，午门前的队伍蜿蜒不绝。这场持续升温的观展热情，折射出的正是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，是公众对故宫精神的一次集体回应。
与展厅外匆匆而过的观众不同，刘潞在紫禁城中，完成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静默坚守。她的故事，是另一种形式的深度投入——将毕生精力沉淀于宫墙之内，最终凝结成这部充满文化敬意与生命温度的回忆录。它以细腻的笔触补全了故宫宏大历史中最具温度的部分——那些未被展柜灯光照亮的日常，以及岁月长河里默然守护的身影。文化的传承，不是一场喧哗的运动，而是一代代“故宫人”无声的接力。
故宫的历史，不仅由宫墙与文物书写，更由一代代“宫里人”的记忆共同铸就。翻开《从“总统府”到紫禁城》，读者将步入一个鲜活的“文化共同体”。从青苔地砖到皇帝寝宫，从库房气息到国际舞台，从个人沉浮到国家记忆……一幅深邃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，文化的共鸣在书页间无声浸润。
这是继《万仞宫阙：我在故宫的探索之旅》之后，译林出版社“在故宫”丛书的又一力作，延续了“故宫人讲故宫”的独特理念。该丛书此前推出的《玉见故宫：国宝玉器里的中华》《我在故宫画小画儿》等作品，已凭借其专业性与亲历感广受关注。而《从“总统府”到紫禁城》更以“家族—国家—文化”三重维度的立体叙事，为这一系列注入了更为坚实的人文根基与精神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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